最后的红军游击队:十年拒改编 终全军覆没

  • 日期:09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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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的红军游击队

文│毛剑杰

1937年10月,应该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。短短一年多,在红军主力北上长征、留守游击队纷纷被打散时,他率领的红军赣东北游击大队,却从最低潮时期的30多人,发展到了500人,还拥有轻机枪1挺,步枪200多支。

杨文翰最初是一名宣传干部,并无军事经验,是红军留守游击队一败再败的覆亡危局,将其推上了一线。

1935年1月,作为先头部队出发“长征”的方志敏红十军团损失殆尽,在江西弋阳磨盘山等候其回师的苏区闽浙赣省委,当即决定分散成三部分打游击,其中,省委书记关英直接领导红军独立团、直属游击大队,活跃于弋阳磨盘山、贵溪三县岭一带。此时任苏区葛源(中心区域在今上饶、弋阳、横峰交界处)区委书记的杨文翰,也在这支队伍中。

关英显然缺乏军事才能。防御时常令留守部队筑起碉堡与数倍、十多倍于己的敌人硬抗,弹尽粮绝后,又令部队冲出碉堡拼刺刀,导致部队损失极大;进攻时又往往无视前线敌我实际情况,强令往前攻击、不许后退。

1936年初,关英又无视国民党军重兵集结,强令独立团攻入浙江联系粟裕部,以为声援。结果遭十倍于己的敌军围攻,军区司令员唐在刚战死,军区参谋长邹琦被俘后处死,两个主力连队也都伤亡殆尽,关英自己也与部队失散,只身突出重围。

一度规模达八九百人的红军皖浙赣独立团,至此烟消云散,仅剩零星几支红军游击队各自为战。

1936年农历6月,这些红军小游击队重新汇合起来,组建了赣东北游击大队,杨文翰任宣传部长。不久,游击队司令、政委离队寻找独立团,从此失去联系。紧接着组织部长也走了,再无消息。此时,游击大队只剩下30多人,而其中职务最高的宣传部长杨文翰,便成了一把手。

小部队的游击战,至为艰苦。游击队常年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,翻山越岭、踏遍深谷,住的是临时用树枝茅草搭起的山棚,吃的是野菜、草根、野洋姜,时时面临饿死、冻死和被捕杀的威胁。

在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等多名干部被捕并遭枪杀后,杨文翰游击队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,只能独自为战。

然而,与关英一样没有军事经验的杨文翰,这时却表现出了在军事上的过人的天赋。用杨文翰之妻王荣真的话说,他“天生就是一个打游击的料”—没有情报不动手,没有内线不动手,抢不到枪不动手,决不干赔本买卖,决不死打硬拼,谋划军事行动谨慎而精准,专捡落单的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打,很快打出了影响力,威名震动了弋阳、德兴、横峰、上饶、乐平、贵溪、万年等七八个县。

难解的血仇

极盛时的杨文翰,自信之余,竟没有再去主动寻找中共党组织,这使得杨文翰游击队长期以磨盘山为驻地孤军作战。

在后来的党史研究者们看来,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苗头,除了容易滋生山头主义、流寇主义等不良行为外,对杨文翰而言,最现实而直接的危险在于,因为信息完全闭塞,到1937年下半年中共党组织重新找到他之前,他不知道1936年底发生的“西安事变”,不知道1937年7月发生的“卢沟桥事变”,更不知道,这些重大事件,将1927年决裂了的国共两党又粘合到了一起。

1937年8月,经历多轮高层谈判的国共双方,终于达成协议,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而后,中共南方八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方案也在9月24日商定。

国共双方约定:中共方面集结各游击队集中听候改编,国民党当局则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,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。随即,项英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局,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“总接洽处”,指挥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抗日武装。

而杨文翰对这些全不知情。当组织终于找到他时,他表示绝不相信国共可以合作。对于首次听到的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新政策,他的第一反应是“你不要信他,你欠了他的债,分了他的田,杀了他的人,他怎么会跟你合作呢?” (《弋阳文史资料》)

他始终反复强调,“五角星与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,国民党天天嚷着要消灭红军,而我们也天天喊着要打倒国民党,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”,又说:“既然国共合作,他们为什么杀方志敏?为什么杀我们那么多同志?”(《弋阳文史资料》)

1935年,方志敏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败,被俘后在南昌被枪决。由于方在赣东北苏区威望极高,杨文翰亦是方志敏的忠实仰慕者,因而对方之死始终耿耿于怀,心存强烈的复仇之志。

类似的仇恨,在当时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之间普遍存在。

十年国共殊死搏杀、三年惨烈游击战争,令游击队与国民党军之间结下了难解的死仇。如婺源鄣公山一带根据地,在国民党多次围剿后“无不焚之居,无不伐之木,无不杀之鸡犬,无遗留之壮丁,闾阎不见炊烟,田野但闻鬼哭”。因此,许多游击队领导者都和杨文翰一样,认为这只是国民党企图消灭游击队的阴谋。

1937年10月,湘鄂赣军区红16师政委明安楼、省苏维埃部长林海清,奉命到赣北会见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刘为泗,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。刘见明、林二人身着国民党军装,误认他俩是“叛徒”,便下令枪毙。

甚至陈毅也险些被游击队误杀。1937年11月13日,化装成大商人模样的陈毅,在永新铁镜山同湘赣游击区领导人谭余保会面,却被斥为“叛徒”,准备枪决之。幸得陈毅口才出众,反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痛陈利害关系,谭才答应派人下山调查陈毅身份,三天后,谭确认了党的新政策,陈毅才从阶下囚成了座上宾。

国民党方面同样对中共游击队旧恨难消。在国共谈判已经开始的1937年5月下旬,国民党“五县剿共区署”还对赣北红军游击大队发动大规模“围剿”,打死游击大队政委喻照光,将其首级悬挂街头;1937年8月20日,国民党江西省保安队修水中队长饶东黎,假借给游击队“送粮”之名偷袭,使游击队损失三分之一;1937年7月间,闽南红军游击队近千人在漳浦“点编”时,被国民党驻军157师缴械,领导人被捕……

与时代背向而行

不过,一段时间的误解与沟通后,几乎所有的红军游击队最终都接受了时代的大变局,也认可了国共合作。如误杀了自己人的刘为泗,后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中共中央新政策后,便主动向国民党提出了“停止进攻,联合抗日”的和谈呼吁,终于成功下山接受改编,参加了抗日统一战线。

唯独杨文翰始终坚决抵制国共合作。一直以来,杨文翰在孤立无援中坚持着艰难的游击战,对国民党戒心极重,而1937年2月的一次吃亏,更让他心中彻底断绝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念想。

当时,国民党派人上山找他,请他率部下山,要谈国共合作。杨文翰半信半疑,只派先头部队下山,结果遭到敌军伏击,一下子损失了十几名游击队员。此事令他怒发如狂,对部下称“以后不管什么人来都不听,我们一定要等到红军大部队来再下去!”(《弋阳文史资料》)

杨对自己人也充满疑虑,时刻提防着“叛徒”,因此对游击队内部也严加控制,凡谈论国共合作、思念家乡者都按动摇分子论处。从1938年至1942年,曾因此先后枪毙5名游击队战士。其中游击队女战士林三ǎ只因想念家人,就被杨文翰枪杀于德兴大茅山。

甚至连妻子王荣真上山找他,他也认为肯定是敌人派来劝降的,掏枪就要毙,幸亏被战友们拉住。整整半年后,他才相信妻子没叛变,但仍要求其下山。王荣真寻死觅活不同意,杨才收回成命。

当中国举国上下奋起抗日,百万精锐血战于上海、南京、徐州、太原、武汉时,杨文翰仿佛对此毫无所知,对中共中央不断发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视若无物,继续坚持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武装对抗。

1937年4月,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对游击区工作的指示》,要求“转变领导方法,用旧政权形式去保障人民利益”,杨文翰游击队却于1941年12月印发《告工农群众书》,公开号召“工农群众大胆起来向豪绅、地主、资产阶级国民党作斗争”, “大胆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”。

1940年8月,中国抗战已进入第三年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》,要求“在友军中扩大交朋友工作,以便争取二百万军队继续抗日”,而杨文翰游击队却又印发《告白区民团士兵书》,公开号召民团士兵“驮枪来革命,打死压迫剥削你们的万恶长官”。( 件?实在要我下山改编,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会,问大家同意不同意。”

杨文翰要关英在山上等几天再走,关不同意,说自己马上要回南昌交差并看病。本就不信任关英的杨文翰,至此怒气完全爆发,认定关英已与国民党串通、在山下布好埋伏急着等他去钻,于是强行把关英等人关了3天。此间,杨关二人越谈越崩,杨最后终于怒火难抑,掏出手枪命人将关英捆个结实、搜身,一边怒骂道:“你叛变了,难道还叫我叛变?你骗我杨文翰下山投降国民党,我不干。”

脾气同样刚烈的关英也火了,指责杨文翰“粗暴,破坏党的组织纪律”。杨则将从关英身上搜出的金戒指和200元钱指为其被敌收买的证据。并声称“决不上当,也绝不会下山改编”。

尽管关英一再表明钱款是黄道给路上做盘缠用的,杨文翰还是叫人动刑、踩扛子,强迫关英承认自己是叛徒,要其交代是受何人指派来劝降。关英死不承认,继续怒骂杨文翰“违背了党的指示,与党闹独立性,已没有资格称为共产党,是党的异类,将来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”。杨文翰被彻底激怒了,立即叫来几个游击队员把关英等4人拖到附近枪杀了。(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》)

偏执的怒火

杀害关英后,冷静下来的杨文翰终究心存疑惑,于是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了解情况。得到的答复是“杀了关英,这不好,这是党内的事,要负责任的,你们是应该下山”。(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》)

然而,十年坚忍已成无法扭转的偏执与仇恨,杨文翰坚称“非见到红军大部队,决不下山”。这时,红军大部队已全部改编成八路军、新四军了,杨文翰及其部下500人,已是最后一支红军游击队。

此后的岁月里,中共赣东北特委所属弋阳、贵溪党组织,与杨文翰领导的党组织,发展到同一村庄有两个不同党支部。尽管两个支部均知道对方的存在,可以一起开会,但赣东北特委每每想说服杨文翰却总不成功。(《杨文翰游击队及其历史教训》转引《务源县革命斗争史稿》)

与此同时,杨文翰执著地与国民党政府为敌,最终促使国民党下定决心动用武力彻底清剿。1938年底,国民党军调动正规军、民团武装总共1.7万人,重重包围了不足500人的杨文翰游击队,孤立无援的游击队面临空前危局。

1939年3月,杨部在贵溪畈上吕家遭国民党军伏击,所部60余人,在磨盘山、三县岭来回奔走半年多,吃住均无着落,终究难以立足,而后转向了皖赣交界处继续游击。

在江西地方党史资料中,这时的杨文翰游击队,也被批评为日渐显现出流寇化特征,劫富济贫、抗租抗捐抗丁之外,从未扎根于一地进行根据地建设或发展党员。此后直到彻底失败的四年间,杨部没有建立过一个党支部。而“放手发动群众、注重根据地建设、党的基层组织建设”,一直被认为是此前中央苏区能够扎根江西、与国民党军对抗多年的法宝。

此后,杨部在皖赣边区辗转游击四年多,始终还是无法立足,于是又在1942年8月折回磨盘山、三县岭。仅仅半年不到,1943年3月19日,杨部在德兴与上饶交界的黄土岭再遭伏击,只剩20余人。杨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行走,一路由司令员裴月山带领十几人为前卫,侦察行进路线;杨自己则带领机关6人随后跟进。两天后,游击队员邵恒竹反水,领着国民党军将杨文翰等6人包围,4人当场被捕,杨及炊事班长刘福喜二人翻下山崖,侥幸逃脱。

突围后的杨文翰,不断改换姓名,只身来往于弋阳、铅山等地,收集枪支和人员,仍然企图东山再起。但他的好运终于在1943年8月结束,他第二次到弋阳葛溪杨泥湾的姨娘家买枪时,被姨娘的女婿、国民党乡丁鲁冬狗举报,“中饭还没吃完”就被民团堵在了家中,当即送到县城关押,当年10月被枪决于弋阳北门鹅门嘴。据执刑当事人后来回忆,临刑时,杨文翰和被他杀害的余明兴一样,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工农红军万岁!中华苏维埃万岁!”

而3个月前,裴月山带领的十余人,也已在贵溪大务源遭围攻后溃散。裴本人于1944年3月在江西余江被捕枪决。

至此,这支最后的红军游击队终告全军覆没。多年以后,杨文翰和被他误杀的关英,都被追认为“烈士”,并且同被供奉在弋阳革命纪念馆中,永久为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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